“义和团思维”和“洋务思维”交织延绵

中国近代战败后，其内政受到列强极大的干预和限制。这被近现代中国人视为极大耻辱，带来两种主要对外反应。

一种意识到应该向更发达的国家学习，主要就是向西方国家学习，学习它们先进的技术；以追赶上发达国家，从而摆脱列强对中国事务的干预和影响。这种反应首先表现在清王朝1861年至1895年间开展的“洋务运动”中，持续了30余年，以甲午战败而告终。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；就是只学习西方的技术，而保留中国固有的文化价值与制度。这可以称为“洋务思维”。

另一种反应是盲目排外，排斥西方所带来的所有与中国原有不同的东西。既仇视和排斥西方传来的文化价值，也仇视和排斥西方的技术、商品和生活方式。简而言之，就是盲目排斥一切，既排斥西方的文化成果，也排斥西方的物质成果。这首先表现为1900年爆发的“义和团运动”。义和团不仅反对西方的传教活动，杀害传教士和毁坏教堂，而且捣毁洋务运动兴建的铁路、电线杆，禁止中国人使用火柴、煤油灯等洋货，杀害使用洋货的中国人。这可以称之为“义和团思维”。“义和团运动”具有民间的自发性，但受到了清廷的纵容、鼓惑和利用，却最终被清廷所镇压。

两种思维导致的结果大不相同。“义和团思维”是一种非常低级的思维，危害很大，完全一无是处。“洋务思维”则比“义和团思维”高一个层次，存在有益于生存与发展的方面。这两种思维并没有随“洋务运动”的失败和“义和团运动”被镇压而消亡，而是潜入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里，随着时势的转移间歇性地显现出来，排斥或选择性吸取。继之历史现象在很大程度上皆是这两种思维的反映。两种思维交织在一起，成为影响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两大因素，延绵至今，恰似一曲旋律反复重现的“二重奏”。

那为什么中国不能彻底摒弃“义和团思维”呢？这跟“洋务思维”的局限性有关。一个“中学为体”就决定了无法从根本上清除“义和团思维”。如果将庞大的中国看成一个有意识的有机体，“义和团思维”就位于潜意识层面，存在于广大民众的意识之中。但却是本体，保持自身的延续性是其最高目标，具有排斥一切异物的本能反应，是一种应激的排异反应，就如蜜蜂以毁灭以死亡为代价来攻击所感受到的威胁一样。而“洋务思维”则位于意识层面，以理性思考为基础，存在于社会精英与知识分子的意识之中。但“洋务思维”坚持“中学为体”，等于还是在潜意识层面排斥外来的文化价值。而本能比理性强大的多，无法完全压制住本能。一旦“洋务”失败或成强弩之末，就轮到“义和团”登场了。

除了“义和团思维”和“洋务思维”之外，其实还有个“启蒙思维”，体现在“新文化运动”和改革开放初期。“启蒙思维”倡导不仅要向西方学习先进的技术，还要转换文化价值。“启蒙思维”是超越性思维，超越历史和文化传统，相当于浴火重生。但不幸的是，“新文化运动”搞成了伪启蒙，并没有将人作为目的，而仍然是将人作为工具，只是人作为工具的目的有所改变。因而，“新文化运动”并没有对“义和团思维”和“洋务思维”构成威胁，没有起到破除“义和团思维”和“洋务思维”的作用，反而掩护了“义和团思维”和“洋务思维”。改革开放初期的启蒙也只是昙花一现，没有持久性，影响微弱。

至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“义和团思维”和“洋务思维”仍将主宰着中国未来的发展，这是不得不接受的现实，不能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。但仍然可以希望能逐步地有所改变。退而求其次，至少可以希望“洋务思维”能胜过“义和团思维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