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何汉唐盛世都不长久？

中国二千多年皇权专制，曾有汉朝“文景之治”和唐朝“开元盛世”等若干个被誉为盛世的时代。但都好景都不长。

“文景之治”始于公元前180年汉文帝登基，终于公元前141年汉景帝去世，仅不到40年。西汉共持续210年，“文景之治”约占西汉五分之一的时长。

“开元盛世”则始于公元712年唐玄宗登基，终于公元755年“安史之乱”爆发，共43年。仅占唐朝命数289年的15%时长。开元是这段时间唐玄宗长时间使用的年号，历时29年，故称“开元盛世”。

所谓“盛世”，一是“天下太平”，但不是说没有骚乱，只是与乱世比较而言，社会相对稳定，没有出现大的饥荒和战乱。

二是社会各阶层的生活都有所改善，各行各业欣欣向荣，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。老百姓“芝麻开花节节高”，日子有盼头。司马迁在《史记·平准书》中极力称赞“文景之治”的富足，“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廪庾皆满，而府库馀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露积於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”意思就是除非遇到水旱灾害，老百姓家人口兴旺，衣食无忧，天下粮食堆得满满的，少府仓库还有许多布帛等货材。京城积聚的钱币千千万万，以致穿钱的绳子朽烂了，无法计数。太仓中的粮食大囤小囤如兵阵相连，有的露积在外，以至腐烂不能食用。而杜甫所作《忆昔二首》则对开元盛世的盛况无比怀念，“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廪俱丰实”，小城市都有上万的家庭，油光光的稻米、白花花的粟米充塞满了国库和千家万户。客观而言，司马迁与杜甫看到的都是局部现象，是富足的地区。大多数老百姓还是挣扎在温饱线上，粮食也只够一日吃两餐。但即便如此，也比大多数饿肚子和游离失所的时期强。

三是开放度高，周围和远方的邦国纷纷臣服，万邦来朝。“近者悦，远者来”，日本几次派遣使者来唐朝学习。王维气势宏大的诗句“九天阊阖开宫殿，万国衣冠拜冕旒”就描述了当时万邦来朝的盛况。这还是“安史之乱”后肃宗继位后的情形，想必玄宗在位时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“文景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有诸多相似之处。这或许对我们认识“盛世”产生和消亡的基理有所帮助，对摆脱中国历史治乱循环的周期律有所裨益。

除了持续时间差不多都是四十年左右外，“文景之治”和“开元盛世”的前置事件非常类同，统治集团都刚结束一系列内部的残酷权力争夺与清洗。汉高祖刘邦去世后，吕后专权称制，代行皇帝职权，残害刘氏子孙，诛杀功臣，重用外戚，将自己的兄弟侄子封为王侯。吕后死后，周勃、陈平等老一辈功臣又诛杀吕氏诸王和吕后扶持的少帝刘弘，还有他的三个兄弟梁王、淮阳王、常山王；拥立刘邦庶出的代王刘恒作为皇帝，即汉文帝。而“开元盛世”前的政治情势与“文景之治”非常类似。也是武则天把持朝政，大肆残害李氏子孙，重用外戚。几度废立更换皇帝，最后干脆自己称帝。快死了才被迫放弃帝位。后韦氏又专权，唐玄宗联手自己的姑母太平公主干掉韦党，拥立自己的父亲复位皇帝。然后唐玄宗作为太子又与太平公主又争权，最后，唐玄宗发动政变清洗掉太平公主的势力，其父让位于他，才开启了“开元盛世”。

所谓“大乱然后大治”也有一定道理。劫后余生，亲眼目睹和参与残酷血腥的争斗后，未免心有余悸。惨痛的教训历历在目，总能吸取些教训吧！痛定思痛，在统治上就会采取较为开明的政策。另外一个，经济上财政上也折腾不起了。于是就采用放松控制、休养生息，广开言路，重用人才的政策。

“文景之治”还有一个重要因素。汉文帝是老一辈功臣推选出来的，是个弱主。除了汉文帝本身比较谦逊勤勉简朴外，权力分散客观上也起到了防止皇帝专权的制衡作用。这与神圣罗马帝国十世纪的选帝侯选举产生皇帝有些相似。德意志皇帝死后，由七个选帝侯从他的嫡亲中选举产生新的皇帝，他们选举的国王再经过罗马教皇加冕，正式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。七个选帝侯包括三个教会主教和四个贵族领主。但德意志选帝侯是制度性的，有相应的理论支持，所以能长久实施下去。汉文帝被功臣推举出来是偶然的情形，汉初正处于郡县制的初期阶段，分封制还没有完全被废除。而中国理论上是“溥天之下，莫非王土”，权力分散缺乏理论支持。随着技术发展所带来的控制手段的加强，权力越来越多的集中在皇帝手中，就很少有这样的事例了。

第二个重要因素是开放带来了生产技术的提升。汉朝通西域，通过中亚获得了更先进的铁器冶炼技术，再加上效仿，改进和推广应用，铁制农业生产工具得到广泛利用，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出。唐朝的开放度更高，与西域在生产技术、商业和文化上的交流更为广泛。开元年间开始使用更灵便和效率更高的曲辕犁来耕种农田，还出现新的灌溉工具水车和筒车。据信曲辕犁通过西域传来，莫高窟第445窟中的壁画上，出现了农民使用曲辕犁犁地的画面。曲辕犁的使用在中国经济史上被视为唐宋时期“中古经济革命”的主要物质基础之一。

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原创新技术，基本都是外来的。但因为中国幅员辽阔，人口众多，新技术的使用比原发地或中转地更广泛，加上有些因地制宜的变化或改进，往往就自以为是中国首创了。这有主观和客观原因，主观上当然是为了自我满足感，客观上古代信息记录手段简陋困难，信息有遗漏也在所难免。但现在信息记录手段很完备，应该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。

在放松控制和开放的双重作用下，一方面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提高，另一方面技术引进带来单位投入的产出提高，都有利于提高总体产出。

然而随着经济增长，生活改善和国力的提高，无论是百姓、官员和皇帝都信心爆棚，自以为天下无敌，对周遭“蛮夷”的优越感日益增强。这是儒家“上尊下卑”价值观和以中原王朝为中心的“天下观”的必然结果。儒家认为中原王朝的皇帝是天子，是天下所有人的共主。天下以中原王朝为中心，离中原王朝越近的地方等级越高，离中原王朝越远的地方等级越低。在这样一种观念下，只要中原皇帝有了足够的资本，必然就不会安分守成而忘乎所以，好了伤疤忘了痛；就会向外扩张，力求能直接控制的地盘越来越大。而百姓处于“下卑”的位置，社会地位低下，财产及权益缺乏可靠的保障，经济利益被剥夺，但通过儒家的“天下观”和“华夷之辨”得到补偿，使其认同即使被严重剥夺，作为华夏人也比中原王朝边缘的“蛮夷”更优越，为此感到自豪。皇帝和官员当然会竭力鼓励和助长百姓的这种心理，以消解内部矛盾，巩固和加强其统治。而对外扩张，彰显出中原王朝的强大实力，越有利于增强百姓的优越感，从而顺服统治者。文人士大夫也不甘寂寞，火上浇油，摇旗呐喊，歌功颂德，以求晋升之道。盛唐时节，涌现了一大批著名诗人，王维、李白和杜甫就生活在“开元盛世”。称颂大唐气象和开疆辟土是他们诗作的重要内容，描写边塞的诗歌非常之多，近2000首，以至于形成一个“边塞诗派”，著名诗人王昌龄、王之涣、岑参和高适是个中翘楚。著名诗句有，“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”（王昌龄）；“愿将腰下剑，直为斩楼兰”（李白）；“功名只向马上取，真是英雄一丈夫!”(岑参)；“总戎扫大漠，一战擒单于”（高适）；“汉家天将才且雄，来时谒帝明光宫”（王维）；等等，数不胜数。按今天的标准来看，这些诗人就是狂热的好战分子。王维甚至还意淫“汉兵大呼一当百，虏骑相看哭且愁”。

一旦上下形成自大的心理，上下响应形成合力，朝廷的对内对外政策就会出现转捩。于内由放松社会控制转向加强社会控制以汲取和调动更多的资源，于外由韬光养晦转向对外扩张。而且在这个方向上越走越远，刹不住车，更不可逆转，上下具有相互加强的效应，是正反馈，不断放大。只有以前积累的资源耗尽或者翻车了才停得下来。

汉武帝即位后，即动用“文景之治”积累下来的财富征讨匈奴，共发动了六次对匈奴的大征讨。结果搞得劳民伤财，无果而终。从此汉朝就开始走下坡路，直到灭亡，再也没有回复到“文景之治”时的繁荣。而唐朝为了拓边，在边疆设立拥有军政大权的藩镇，导致藩镇尾大不掉，致使爆发“安史之乱”，终结了“开元盛世”。同样直至灭亡再也没有回复到“开元盛世”的繁荣景象。皆因朝廷的政策日益趋于保守，对内加强控制，对外趋于封闭。在社会矛盾激化的情形下，朝廷害怕放松控制和对外开放会造成统治不稳。然而加强控制会导致经济活力下降，对外封闭则导致生产技术发展停滞。儒家社会本身没有创新能力，儒家思想鼓励追求特权，不鼓励求真。这又形成一个恶性循环，致使朝政和社会进入一个不断下降的通道。按今天的经济学理论解释，就是进入经济紧缩和社会紧缩期。人们普遍丧失对未来的期望，缺乏可靠的预期，没有长期的打算和计划。对未来的预感不好，但却无能为力。只能过一天算一天，糊弄着过日子。现在流行的说法，叫进入了“历史的垃圾时间”。

在“历史的垃圾时间”中，人们有两种心态。高风险偏好者希望尽快结束，在低水平上重开历史赛局；低风险偏好者则希望尽量延缓，以期较平稳地过渡到下一历史阶段。而理论和历史都证明，高风险偏好者更容易掌握历史的主动权。